在中国建立一所基于研究的大学，并且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级的大学，给中国的家庭和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财新记者 蓝方
 

       尽管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和学院近年来在国内遍地开花，但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洋大学”却寥寥无几。继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之后，由中美两所名校武汉大学和杜克大学合办的昆山杜克大学（下称DKU）也在2013年9月拿到正式批文，并着手招收2014年秋季入学的第一批研究生。

　　DKU将在2014年开设全球健康、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三个硕士项目，与此同时，还有一项针对本科生、为期14周的“第二校园国际化学习项目”。届时，将有50名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教授来到昆山授课，学生也有机会去美国学习。DKU的最终招生规模为每学年400-500名学生，目标生源为50%中国学生，50%国际学生。学生毕业后，则会获得杜克大学的学位。

　　教学之外，DKU还建立了杜克全球健康研究所，旨在应对中国和亚洲地区范围内诸如环境健康、慢性疾病和卫生系统改革等领域的问题。

　　包括DKU在内的“洋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界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业界期待“洋大学”带来“鲶鱼效应”，引入新的管理机制和教学模式，推动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对合作办学的含金量和学术质量表示担忧。此前大批的合作办学项目良莠不齐，其中不少沦为洋文凭加工厂。此外，在中国办大学，在招生自主、学术自治等方面如何处理与党政部门的关系，也值得关注。

　　11月26日，DKU常务副校长玛丽·布朗·布洛克接受媒体联合采访，对以上诸多热点问题做出回应。

　　财新记者：杜克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又为何选择昆山？杜克大学在全球其他地区，是否还有类似的合作项目？

　　布洛克：杜克大学和中国的合作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美国杜克大学也毕业了很多中国学生。我们选择中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学术发展得非常迅速，包括中国和美国都非常希望能够在教育、研究方面有所合作，合作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杜克大学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全面合作院校的话，我觉得肯定首选中国。

　　选择昆山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我过去的一年一直就在昆山生活，我觉得昆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昆山本身非常注重经济建设，并且临近苏州，和上海也只有17分钟的车程。对昆山来讲，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学，同时杜克大学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找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这也就促成了昆山和杜克大学的合作。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能够把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资源进行结合，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昆山市的领导也展现出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为学校和校区的建设提供了很多资源和支持。

　　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类似的合作项目，比如我们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同有一个医学研究生项目的合作。

　　财新记者：DKU在筹办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什么困难？武汉大学这一参与方在其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布洛克：对于美国的大学来说，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学，必须得到认证。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部的要求和美国的教育体系是非常相似的，要通过认证，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必须要向中国教育部证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在课程设置、生源招募、教师招募方面都有很好的设计，证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校园硬件，坚实的财政基础。

　　对中国教育部来说，他们也是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流程。在流程方面，我们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和挑战。要说阻碍的话，唯一的阻碍就是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大学，我本人就是DKU的第4个员工，刚开始它的规模是非常小的。从一个小的机构要发展成一个大的机构，它肯定会遇到很多挑战。

　　我们是在2012年8月份得到了中国教育部关于筹建的批准，在2013年9月份拿到了设立的批准。

　　最开始的时候是杜克大学和昆山市政府先有合作，然后武汉大学才介入。虽然武汉大学最终没有被放在我们正式的校名当中，但武汉大学非常关键。我们的校长、还有两名高层管理人员都来自武汉大学。武汉大学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建立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教育部的要求又是什么，在这个筹建当中他们都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

　　另外，武汉大学也有非常好的研究项目，很多武汉大学的教授，也将来到昆山杜克大学进行教学。

　　财新记者：当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无疑就是招生。和其他几所“洋大学”不同，DKU先做研究生项目，而后再做本科生项目。这是否与中国高考统一招生体制有关？因为在本科生招录方面高校的自主权不如研究生。

　　布洛克：我们这样一个决定和中国的教育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非常尊重中国的教育制度，也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将会进行改革。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要坚持杜克大学非常高的学术标准。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来给中国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四年制的本科学位的学习。

　　一个高标准的本科课程，包括初级和高阶的课程，也需要实验室的准备，课程将覆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这些都是非常繁杂的工作。如果我们仅仅是把杜克大学的课程拿到中国来的话，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希望做一个不一样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文科学习的典范。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院校已经在做通识博雅教育的新探索，比如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杜克大学希望把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做一个结合，能够给中国学生和全球各地的学生提供一个全新的课程体验。比如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学习美国的历史或者中国的历史，我们是学习全世界的历史；我们在学习环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学习本地的环境，我们会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当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我们也不仅仅是考虑某一个文化的哲学思想，我们是考虑多元文化的哲学思想，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能够进行跨学科的教学。

　　这个模式也正在建立中。在未来的四到五年当中，我们可能会逐渐推出这样的本科学习课程，但是我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

　　财新记者：当前DKU在招生方面有什么优势？例如，对于一些家境优渥、成绩优异的中国学生，他们可能选择直接申请美国的杜克大学或其他学校。是否会给人一种印象，DKU是那些无法进入到美国顶尖学校的学生的次优选择？而对于美国学生而言，又为何会来到中国？

　　布洛克：首先我们必须要对中国的大学抱有信心。的确有很多家庭条件又好、成绩又好的学生去国外读大学，但还是有很多学生，他们愿意待在中国来学习。

　　例如在本科阶段，一些学生和家庭不想去美国读本科，或者本身的一些原因，也不能够到美国读本科。但DKU就能够提供一个学科项目，让他们在一个世界级的大学学习一个学期，接受世界级学术标准的指导。这样的经历能够为他们以后去美国或其他地区读研究生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又例如管理学硕士的项目，学生最开始是在美国杜克大学学习，之后再到DKU进一步学习。他们既拥有杜克大学的经验，也拥有中国的经验，这样的经验都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中国有很多非常顶级的大学，特别是在本科教育方面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希望给中国的家庭和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现在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选择并不太多。

　　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都有非常好的学术传统，并且有很好的学术品牌。昆山的新校区风景非常优美，也很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招募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教员。我们有很多奖学金提供给中国的学生，并且打造出一个全球化的教学环境，师生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我们一直非常积极地向中国大学来介绍DKU，已与中国20所顶尖大学进行合作。

　　对于来到杜克大学的外国学生，他们肯定希望拥有中国方面的经验。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市场，中国经历有益于他们长远的职业发展，也帮助他们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比如在全球健康这样一个项目当中，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健康方面的情况，能够学习中文，这样的经历也能帮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职业发展。

　　财新记者：但之前有一种看法，合作项目都是一些有钱但成绩不好的孩子的选择。还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DKU学历的含金量，认为这又是一个来中国赚钱的项目。

　　布洛克：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DKU的硕士学位和在美国杜克大学所获得的硕士学位是完全一样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他的毕业证书上会得到美国杜克大学理事会的签名。我们在DKU所有的课程和课程设置也都得到了美国杜克大学理事会的批准。这也是我们一个吸引点。

　　DKU是一家非盈利的机构。美国的很多私立大学，都有充足的赠款，能够弥补学校在学费方面的亏损。DKU也有很多奖学金项目。当我们选择一位学生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会看他的经济能力和其他方面的背景，我们只会看他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只要他能够证明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就能够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另外，在美国的杜克大学，我们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我们也是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学生能够和来自其他文化的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公平地进行竞争。

　　除此之外，杜克大学和昆山市也将会持续不断地给昆山杜克大学的运营提供资金的支持，因为昆山杜克大学毕竟不是一家盈利的机构。

　　财新记者：DKU在管理模式上，和传统的中国大学有什么区别？和美国大学相比，是否又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地方？如何处理和教育部、党政部门的关系？

　　布洛克：我们的管理体系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有完全独立的一个大学理事会来管理我们的大学。理事会的任务就是制定学校的各种政策。这样的体系肯定和中国其他的大学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制度也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批准。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制定了DKU运营的原则以及章程。

　　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和美国的大学管理制度非常相似。我们现在想要在中国做的，就是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模式。DKU能够给我们的管理者很多决策权，我们的校长和副校长可以决定课程设置，可以决定员工招募计划，也可以决定融资计划。DKU理事会一共有7个成员，其中3个是来自于美国杜克大学，另外2位来自于武汉大学，还有2位是来自于昆山。来自昆山的不一定是政府方面的人员。另外，我们的校长刘经南教授，他之前也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它能够很好地把武汉大学的管理经验带到DKU。我们的教职工也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他们也将会对我们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创新。

　　我们与中国的教育部门相处完全没有问题。中国政府已向我们保证，我们能够享有最高标准的学术自由。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有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学他们想学的东西，能够教他们想教的东西。我们所有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能够享有美国杜克大学能够享有的资源，DKU的学生也和美国杜克大学的学生一样，保障他们自由接触信息。

　　记者点评：

　　在中国诸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美国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联手无疑是规格最高的合作之一。若DKU真能如设想中由独立理事会管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信息自由，并在招生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难想象，这样的“洋大学”必将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也必然能给中国优秀学生更多选择。乐见其成。